汉昭帝刘弗陵——8岁登基21岁暴毙，昭宣中兴的隐形奠基人

汉昭帝刘弗陵（公元前94年—公元前74年），西汉第八位皇帝。父刘彻，母“拳夫人”钩弋。8岁继帝位，18岁亲政，21岁逝世。在位13年，以幼主之身周旋于权臣、宗室与外戚之间，却成功延续了汉武帝的未竟事业，为后来的“昭宣中兴”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一、幼主登基：未央宫的新主人

1.立子杀母：残酷的皇权继承逻辑

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赵氏，其入宫过程充满神秘色彩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武帝巡行至河间国（今河北武强）时，术士称此地有“奇女”，武帝令人寻访，果得赵氏。其双手紧握成拳，无人能开，武帝亲自轻抚后，赵氏手忽展开，掌中握有一玉钩。此“奇遇”使赵氏获封“拳夫人”，后居钩弋宫，称钩弋夫人。

《汉书·外戚传》记载，钩弋夫人怀胎十四月才生下刘弗陵，武帝欣喜异常，言：“闻昔尧十四月而生，今钩弋亦然。”乃命其所生之门曰“尧母门”。

刘弗陵的兄长们曾是储位的热门人选，却皆因不同原因失势：长子刘据为卫子夫所生，早年被立为太子，却在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的“巫蛊之祸”中蒙冤自杀，牵连数万人；次子刘闳早夭；三子刘旦在刘据死后主动上书请求入宫宿卫，试图争夺储位，被汉武帝斥责并削去三县封地；四子刘胥行为放纵，喜好游乐，不符合帝王之仪；五子刘髆为李夫人所生，其舅父李广利曾图谋立他为太子，后因李广利投降匈奴，刘髆也失去竞争资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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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诸子皆难以继承大统的情况下，年幼的刘弗陵逐渐进入汉武帝的视野。年幼的刘弗陵既无外戚干政之忧（钩弋夫人家族势力微弱），又"多知"，深得汉武帝喜爱。然武帝晚年多忌，恐再现吕后临朝之祸，后元元年（公元前88年）赐死钩弋夫人，以绝后患。

2.临终托孤：霍光与辅政集团的组建

后元二年（公元前87年）二月，武帝病重，于五柞宫正式确立刘弗陵为太子。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，金日磾为车骑大将军，又任命陇西上邽（今甘肃天水）人上官桀为左将军，洛阳人桑弘羊为御史大夫，共同辅佐刘弗陵。翌日，武帝驾崩，刘弗陵即帝位，次年改元“始元”，是为汉昭帝。

霍光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自霍去病将其带入长安后，“出入禁闼二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”，深得汉武帝信任。汉武帝曾命画工画“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”赐予霍光，暗示其将以周公身份辅佐幼主，足见对其倚重之深。

金日磾原是匈奴休屠王太子，因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，被没入宫为奴，后因“笃敬忠诚”被汉武帝提拔为侍中、驸马都尉。他“赏赐辄谢，不敢受”，且约束子孙“忠孝自守”，是汉武帝眼中“夷狄吾臣”的典范，其加入辅政集团，既体现了汉武帝“以夷制夷”的平衡之术，也增强了集团的稳定性。

上官桀因“未央厩令”时“以材力得幸”，后随汉武帝征伐有功，升至太仆。他与霍光联姻（其子上官安娶霍光长女）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是辅政集团中的重要军事力量。

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核心人物，主持推行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等政策，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财政支持。他“言利事，析秋毫”，虽在朝中树敌颇多，但其经济才能无可替代，汉武帝将其纳入辅政集团，既是为了延续经济政策，也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。

二、霍光与昭帝的君臣际会

昭帝即位时，年仅8岁。其姊鄂邑长公主入住皇宫，抚养昭帝。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，政事无论大小，一决于霍光。

1.盐铁会议的政治意义

汉武帝时期，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等政策，虽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，但也导致“民疾苦之”。刘弗陵即位后，面对“海内虚耗”的局面，霍光主张“与民休息”，调整汉武帝时期的激进政策；而桑弘羊则坚持“盐铁官营”等政策不可动摇，认为这是国家财政的根本。

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在霍光支持下，昭帝下诏召集各地贤良文学（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）赴长安，与丞相田千秋、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民生疾苦、治国方针进行辩论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盐铁会议”。

双方围绕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、均输平准等政策展开辩论。贤良文学认为，盐铁官营“与民争利"，导致“百姓贫苦”“木耕手耨，食粝餐糗”，主张“罢盐铁、酒榷、均输”；而桑弘羊则反驳，盐铁官营是“国家大业”，“所以制四夷，安边足用”，若罢之，则“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”，匈奴将“乘虚而入”。

从表面看，盐铁会议是政策辩论，实则背后是霍光与桑弘羊的权力博弈。霍光通过支持贤良文学，向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发起挑战，试图削弱其在朝中的影响力；而桑弘羊则坚持自己的政策，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。

虽然最终盐铁专卖等政策并未完全废止，但会议后昭帝下诏“罢榷酤官”（取消酒类专卖），并减少了部分地区的盐铁专卖规模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。汉宣帝时，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，整理的《盐铁论》详细记录了这场大辩论，成为研究汉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。

2.辅政大臣的内部斗争

始元元年（公元前86年），辅政集团中的关键人物金日磾病逝。金日磾的离世，打破了辅政集团的力量平衡：他不仅是匈奴贵族出身，具有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，更重要的是，他“在左右，目不忤视者数十年”，为人谦逊，从不争权，是霍光与桑弘羊、上官桀之间的“润滑剂”。他的去世，使得霍光成为辅政集团中无可争议的核心，但也让桑弘羊、上官桀等人对霍光的权力产生了忌惮，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。

御史大夫桑弘羊是前朝权臣，论资格、功劳、才能，他都认为在霍光之上。他名义上也是辅政大臣，但权势不仅低于霍光，也不如上官桀。他曾替子弟谋官，遭到霍光的拒绝。因此，他对霍光甚为怨恨。

左将军上官桀与霍光本是姻亲（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霍光长女为妻）。上官安希望让年仅六岁的女儿入宫为皇后，遭霍光以“幼小”为由拒绝。后上官桀通过昭帝姊鄂邑长公主的关系，成功使上官氏被立为皇后（上官皇后）。上官父子为报答长公主，欲为其情夫丁外人求封侯，又被霍光以“无功不得封侯”的原则拒绝。自此，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产生嫌隙。

同时，燕王刘旦因未能继位一直心怀不满，鄂邑长公主因情夫不得封侯而怨霍光，这几股势力逐渐结成反霍联盟。

上官桀和桑弘羊暗中收集霍光的过失，把材料交给燕王刘旦。刘旦遣人上疏弹劾霍光：“霍光出京去长安东的广明亭检阅御林军，道上称跸，太官供备饮食，僭用天子仪仗；任人唯亲，他的长吏杨敞无功无才却当上了搜粟都尉；他还擅自调动校尉。霍光专权自恣，臣怀疑他图谋不轨，愿归王玺，宿卫京师，保卫皇上。”

上官桀和桑弘羊乘霍光休沐回家之际，劝昭帝把燕王的奏疏下发百官，罢免霍光。然而，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。昭帝把燕王的奏疏“留中不发”，并未立即表态。

翌日清晨，霍光上朝，听说燕王奏劾之事，便停在一处殿中，未敢入朝。昭帝宣召霍光入朝。霍光入，免冠顿首。昭帝说：“大将军戴上冠，朕知道燕王奏疏有诈，大将军无罪。”霍光顿首谢恩，问道：“皇上怎知燕王奏疏有诈？”年仅十四岁的昭帝振振有辞地分析说：“大将军去广明亭检阅御林军，广明亭近在咫尺，何须准备饮食？调动校尉一事不出十日，燕王怎能得知？若大将军想图谋不轨，不需校尉。”清代学者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评价道：“昭帝之明，高祖以下可一二数也”。

上官桀等人不甘心失败，决心铤而走险。他们定计：鄂邑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，准备伏兵格杀霍光；废除昭帝，拥立燕王为帝。不料，他们的阴谋被稻田使者燕仓侦知，燕仓密报大司农杨敞，杨敞转告谏大夫杜延年，杜延年又奏告昭帝和霍光，昭帝与霍光发兵逮杀上官桀父子、桑弘羊和丁外人，诛灭三族，鄂邑长公主、燕王自杀。上官皇后年少，仅8岁，未参与谋反，再加上她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故没废黜，仍做她的皇后。一场可能颠覆西汉王朝的政变，被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轻松化解。这场政变粉碎后，朝政渐趋安定。

这场政变的平定是汉昭帝政治生涯的转折点：一方面，它彻底清除了辅政集团中的反对势力，霍光的权力达到顶峰，“威震海内”；另一方面，它展现了汉昭帝超越年龄的政治判断力和决断力——他不仅识破了反霍联盟的阴谋，还果断采取措施，稳定了朝局。从此，汉昭帝与霍光的君臣关系更加稳固，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。

元凤四年（公元前77年），昭帝年满18岁，举行冠礼。按旧制，加冠之后，昭帝亲政，但军权大事仍委诸霍光。霍光执掌大权不专权跋扈，君臣相安无事。“成王不疑周公，昭帝委任霍光”，成为历史美谈。

三、昭宣中兴的奠基者

平定政变后，汉昭帝与霍光开始全力推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针对汉武帝晚年遗留的社会问题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包括轻徭薄赋、恢复生产、整顿吏治、缓和民族矛盾等，使西汉王朝逐渐走出困境，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.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

汉昭帝即位后，多次下令减免赋税：始元二年（公元前85年），下诏“毋令民出今年田租”，免除全国农民当年的田租；始元四年（公元前83年），又“诏毋收四年、五年口赋”，并“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，皆勿收”，即免除前三年百姓未缴纳的徭役赋税；元凤四年（公元前77年），再次“毋收今岁租赋”。

这些政策直接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，使百姓得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。同时，汉昭帝还下令“罢苑马，以赐贫民”，将皇室用于饲养马匹的苑囿开放给贫民耕种，鼓励垦荒，增加耕地面积。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，到昭帝后期，“流民稍还，田野益辟，颇有畜积”，农业生产逐渐恢复，社会经济呈现复苏迹象。

2.整顿吏治选拔贤能

汉昭帝重视人才选拔，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官员“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”，并亲自策问，选拔有才能的人入朝为官：始元五年（公元前82年），“诏曰：朕以眇身，获保宗庙，战战栗栗，夙夜不宁。闻古者天子之制，诸侯入贡，方伯巡守，所以观风俗、考得失、正得失也。其令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，以匡朕之不逮。”元凤元年（公元前80年），“举贤良文学，议罢盐铁、酒榷、均输”，通过盐铁会议选拔了一批儒生进入朝廷，如桓宽、王吉等，为朝廷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汉昭帝严厉打击贪污腐败，要求地方官员“廉洁奉公”，不得“侵渔百姓”：始元三年（公元前84年），“诏曰：吏或不奉法令，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侵渔百姓，与元元为仇，朕甚痛之。其令二千石修职，务宽厚，称朕意。”元凤二年（公元前79年），“诏曰：今水旱为灾，吏不奉法，侵渔百姓，朕甚闵之。其令二千石察吏，有不如诏者，举奏。”此外，汉昭帝还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，“岁尽遣使巡行郡国，问民疾苦，考察吏治”，有效遏制了吏治腐败的势头。

3.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

武帝时期虽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，但多年失修，导致灌溉能力下降。汉昭帝即位后，下令修复旧有水利工程，并新建了一些小型水利设施：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“修故渠，溉民田”；元凤三年（公元前78年），“穿渠引汾水溉皮氏县民田”。这些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，提高了粮食产量。

汉昭帝多次下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，要求地方官员“劝课农桑”，并将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：始元二年（公元前85年），“诏曰：农，天下之本也。黄金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其令郡国劝民种树，务民本。”元凤元年（公元前80年），“赐天下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”，即通过赐民爵、赏赐牛酒等方式，鼓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。

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等政策，虽为国家积累了财富，但也抑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。汉昭帝在盐铁会议后，对工商业政策进行了调整：保留盐铁官营，但“罢郡国酒榷”，允许民间酿酒；放宽均输平准政策，减少对民间商业的干预；鼓励民间手工业发展，如纺织、制陶等。这些措施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恢复，活跃了经济。

4.边疆政策的战略调整

汉武帝时期，连年征伐匈奴，导致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”，西汉国力大损，民族矛盾尖锐。汉昭帝即位后，基于“休养生息”的总方针，对外政策从“征伐”转向“防御”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民族矛盾：

匈奴是西汉王朝的主要边疆威胁，汉武帝时期虽多次派兵征伐，但未能彻底解决匈奴问题。汉昭帝即位后，面对匈奴的侵扰，采取“和亲与防御并重”的政策：一方面，加强边疆防御，修缮长城，增派戍卒，如始元二年（公元前85年），“遣卫尉王莽将兵屯朔方”；另一方面，尝试与匈奴和亲，如元凤二年（公元前79年），“遣使者匈奴，告以和亲之意”。虽然匈奴未立即同意和亲，但双方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，边疆战事减少。

除匈奴外，汉昭帝还重视对西域的管理。西域是西汉王朝与匈奴争夺的重要地区，汉武帝时期虽派张骞出使西域，但未能完全控制西域。汉昭帝即位后，采取“屯田与安抚”的政策。

一方面，在西域屯田，解决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，如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“遣使者校尉屯田渠犁（今新疆库尔勒）”，保障商路畅通。此举看似保守实则暗藏远见。通过经济纽带维系西域诸国向心力，比单纯军事征服更具持久性。班固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评价此举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可谓恰如其分。

另一方面，安抚西域各国，如元凤四年（公元前77年），“遣使者抚慰楼兰、龟兹等国”，争取西域各国的支持。这些措施为后来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基础。

羌族是西汉王朝西部的边疆民族，汉武帝时期曾多次派兵镇压羌族起义，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。汉昭帝即位后，对羌族采取“镇压与安抚”的政策：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，“羌人反，遣将军李广利将兵击之”，镇压了羌族起义；同时，“遣使者抚慰羌人”，允许羌族在边境地区游牧，缓和了与羌族的矛盾。

刘弗陵时期，南越国（今广东、广西）因内乱向汉朝称臣。霍光采取“分而治之”策略，将南越分为九郡，派官吏直接管理，同时允许其保留部分自治权。这种“以夷制夷”的政策，既避免了直接统治的成本，又确保了南方边疆的稳定。

四、未竟的盛世

在昭帝和霍光的治理下，汉帝国政局稳定，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，出现了“中兴”局面。

然而，就在西汉王朝呈现出勃勃生机之时，汉昭帝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。元平元年（公元前74年）四月，汉昭帝刘弗陵在未央宫病逝，年仅二十一岁，在位十三年。谥号曰“昭”，意思是“圣闻周达”，葬平陵（今陕西咸阳西北）。关于汉昭帝的死因，史书记载较为简略，仅称“寝疾”（卧病不起），后世虽有诸多猜测，但均无确凿证据。

汉昭帝的突然离世，给西汉王朝带来了新的危机——他生前并未留下子嗣，皇位继承问题再次成为焦点。武帝子孙中，广陵王刘胥仍在世，但霍光以“王本以行失道，先帝所不用”为由否决。最终，霍光等人经过商议，决定迎立汉武帝之孙、昌邑王刘贺为帝。但刘贺即位后荒淫无道，仅在位二十七天便被霍光废黜（史称“汉废帝”）。随后，霍光又迎立汉武帝曾孙、戾太子刘据之孙刘询为帝，是为汉宣帝。

发布于：河南省